2020年5月21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教授发表了《新冠疫情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线上演讲。
这是社会学长江学者工作室、贵州民族大学联合举办的“迈向人民的中国社会学——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系列讲演”的第四讲。
1、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极，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2、村庄是农民的宗教。村庄是农民居住、生产、生活、意义、归宿、乡愁的载体。3、未来15年内，中国乡村振兴的重点是保底式的、基础式的，能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可以为绝大多数农民提供退路和保底的乡村。4、伴随城市化的进程，乡村消失是农民自然选择的结果。5、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千万千万不能折腾农民、农村和土地。
在讲演开始，贺雪峰教授回应了谢立中教授在上一场讲演中提及的问题，“未来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剩余人口，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更好？”贺教授认为，即便此前中国因加入WTO而现代化进程大幅提速，居住地城市化率达到60%，然而户籍城市化率只有45%，农业人口过半，超半数人至今依托农村完成劳动力和家庭的再生产。据此，贺雪峰教授早在2007年便通过《乡村的前途》一书提出了有关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新方案：“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重建农村生活方式，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文化感受力，让农民可以分享到现代化的好处，从而可以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与自然亲近相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关系和谐，这样的农村生活肯定比在城市要好。关于乡村在现代化发展中战略地位的预判，早在2002年，就在《新乡土中国》结语中指出乡村生活的三重意义定位。其中第一层就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农村能否充当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对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此后，从中央2006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到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贺教授的预判。2月中下旬，贺教授及其团队分别在湖北以外的14个省，共计104个无疫村，两次进行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调研，结果显示不到，外出务工者人数不到往年的30%。4月19日，贺教授在文章《农民有了退路，中国现代化就总会有办法》中指出，农民工虽停工停收，却享受疫情期间乡村生活，并仍具有短至数月，长至两三年维持生计的能力。除中国以外的诸多国家急于复工，是因其疫情期间就业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相较之下，中国超过半数的农民有退路，国家的决策就有足够的自由空间。同理，在周期性可预见的经济危机及中国崛起的道路上诸多不可预见的意外中，乡村发挥了缓冲作用，使得亿万农民工失业“不过是饭桌上多添一副筷子”。农村不仅是农民的退路，还是应对老龄化的战略选择。留守老年人可以在农业劳动中产生多元福利，使得低消费、高福利的退养生活成为可能。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一度以剥削型二元城乡体制获取农村资源，以实现城市工业化发展。当前，中国已然转变为保护型二元结构和体制，一方面放开农民进城的限制，另一方面限制资本下乡。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都形成了“老年农业+中坚农民”的结构，这是一个基于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基础上自生自发形成的稳定结构，是当前农村保持住生产生活秩序的最为重要的村庄结构条件。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村庄为所有农民提供了一个居住的载体、生产的载体、生活的载体、意义的载体、归宿的载体，乡愁的载体。村庄是农民的宗教。村庄熟人社会意味着，村庄是农民亲朋邻里的所在，农民在村庄中可以轻松获得社会支持，保持村庄生活的意义世界和历史感。贺雪峰教授依靠常年不断反复调研，发现了农户微观经济运作的逻辑，从而揭示了这一机制——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简单来说，“半工半耕”是依靠家庭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家庭再生产模式。当前中国农村，农民家庭收入来源中，大约一半收入来自务工，一半收入来自务农，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家庭都既有务工收入，又有务农收入，这样的农民家庭存在着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即家庭中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家里务农。
中国约有70%的农村家庭实行该生产模式，理解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是理解农民行为、心理和农村政策的基础。上个世纪九十年起，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一直到本世纪前十年，其主要目的仍是为了还乡。但自2011年起至今，农民进城更多为了在城市体面安居。务工收入的流向发生改变，不仅减少了向乡村的回流，农业积蓄也向城市反流，以应付购房等开支。3、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逻辑——“与其等死，不如找死”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农民获得平均收入但无法致富，从而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因此激发了农民通过返乡创业来获取基于风险的高额利益回报的强烈动机，其对于其他投机行业的热情与此逻辑一致。2020年，我国进入后扶贫攻坚时代，战略重点从“精准扶贫”转变为“乡村振兴”。当前，乡村建设应明确对标第二阶段，全力促成到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而非“强富美“的乡村建设。未来15年内，中国乡村振兴的重点是保底式的，基础式的，不是要建设一个比城市更好的乡村，而是要建设一个过得去的、能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可以为绝大多数农民提供退路和保底的乡村。只有当中国进入高度发展的现代化阶段，中国才应继续以美丽乡村为基础的乡村建设。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不宜拔苗助长，在城乡关系迭变之际，大力投资收效甚微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亦不应强行合村并居，仅为实现宅基地的低效再利用。换言之，决策者应遵循农民由理性支配的进城节奏，假以时日，之后再进行更加合理的美丽乡村建设。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极，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城市全面深化改革与农村保持相对稳定是相反相承、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关系。渐变而稳健的道路，是中国必须选择的城市化道路。在农村发展、乡村治理和规划上，政府和学者应相信农民，相信农业理性。小农经济，加工制造，产业升级，是驱动中国现代化的三个轮子。小农经济为中国最庞大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与土地结合起来的条件，从而为其提供了保底和退路，但中国发展的全部关键和重点当前仍是中国创造。农村稳定，才能使制造业保持竞争力，为产业升级提供空间与时间。中国体制优势，不仅包括举国抗疫的体制，而且得益于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借助体制优势，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农村成为仍然保持了稳定，继续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在发挥作用。也正是一个稳定的农村，为中国应对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提供了广阔的决策空间，也就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突围提供了基础条件。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千万千万不能折腾农民、农村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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